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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活动

新观察——宿迁学院新派杂文家丁辉作品选登

时间:2012-3-13 13:32:41   作者:   来源:致远中学杨树校刊编委会   阅读:2090   评论:0
内容摘要:我们中国人是喜欢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大...

返求诸己

  世相

  □丁 

  我们中国人是喜欢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大到贪污腐化,中到猪肉注水,小到手机被盗,被子被抱,走路被撞,似乎总让人可以“丫丫个呸,人心不古”一下子。这样的感叹果真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古老中国每一代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慨叹“世风日下”,泱泱华夏,几千年迤逦而至于今,“世风”又该“日下”到什么地步呢?想想都可怕。

  我们常说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而人性却似乎未能与历史、社会一起“与时俱进”,我们今天就不能说我们的人性比古希腊时代进步了多少;但要说我们今天的人性比古代“日下”了多少,似也未见得,毕竟没有人在古代生活过。可惜“时光隧道”只是科学幻想,否则自然可以带来关于古代世风人心的第一手材料,供作古今衡量;如今既无法为古今人心世风各求一个平均数,则古今人心孰高、孰下,孰更淳厚,孰更奸诡,只好存疑。何况中外历史中都有太多的血腥与残酷,在这种血腥与残酷面前闭上眼睛然后慨叹“人心不古”,太不靠谱。现在的人心不好,或谓之道德败坏也不过分,但说古代人心就有多朴实、淳厚也是想当然耳,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就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李零《丧家狗》)

  然而我们是喜欢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而且感叹了几千年,个中原由,颇费思量。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准啊,他在《我之节烈观》的开篇就说:“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接着分析原因道:“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鲁迅的话提醒我们,所谓“日下”、“不古”一类的叹声所以历代风行,也许只是中国人的出于“方便”:一则于泄愤的同时宣示自己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道德“义士”;二则于把自己从“日下”中排除出去的同时,也顺带脱卸了自己于世道人心那一份责任,两全其美,岂不“方便”?

  西方有“原罪”观念,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中国人大抵很难接受;然而正是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人性观念催生了西方人可贵的忏悔意识。中国人不讲“忏悔”,所以“黑暗”、“险恶”、“日下”的都是别人,自己则永远是清纯的处子。即使做了坏事,也可以死不认账,阿Q偷了静修庵的萝卜,却对老尼姑说:这萝卜是你的么?你叫它它会答应你么?这已近于无赖,不说也罢。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乃至“社会黑暗”的时候,不能把自己从“日下”、“不古”、“黑暗”中排除出去,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就在这“日下”与“黑暗”之中。再极端的恶行也有可能只是把我们自己身上也存在的潜在可能性发展到极端状态而已。《与神对话》的作者美国人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深刻地指出:“世界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让它这样。”唯有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承受者,也是这个世界的促成者、参与者,对这个世界的现状负有责任,我们也许才有能力去部分地改变它。

  李敖先生来大陆演讲,说了很多离谱的话,但有一句说得靠谱,那就是“返求诸己”,或者换一种说法叫“返诸己身”———一切的对这个社会的批判最终还得落实到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生活信念上来。

  每一个人都能多一点“返诸己身”的自省意识和“从我做起”的行动意识,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其实是很好的阳光,其实是很好的人群。

 

“真理”的灾难

  □丁  

  世相

  沈君山是台湾雅称的“四大公子”之一,其余三人是连战、钱复、陈履安。对“公子”之类,我向来是畏而远之的。以我的农民出身观之,“公子”也者,无非是系出名门、纨袴膏粱、养尊处优,好玩、会玩,间或也会玩出点名堂,如此而已。及至读了沈先生的《浮生再记》,我不禁为我的“阶级偏见”无地自容!沈先生的文字真叫好,而沈先生的本业是物理学,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博士,后来是台湾最年轻的理学院院长,退休前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散文写作于沈先生而言完全是“无意插柳”,然而“柳竟成荫”!

  沈先生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列子》里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其时,美国富裕民主,是令人向往的理想之国。但去美国要渡过太平洋,千难万难。童年沈君山想到,既然地球是圆的,中美各在两端,从地心打个洞穿过去,不就到了?要做成这件事自然十分困难,关键“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像愚公当年所说“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一样,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并不加增”,何苦而穿不透?

  六十多年之后,沈先生在《浮生再记》中回忆起这件童年趣事时写道:“做愚公第一代的英雄幻想鼓舞着我……于是,每天下了课,我就在后院开始挖洞……这样地挖了七八天,洞已有半人多深,中间又下了场雨,积了些水,渐渐地不容易挖了。一天傍晚,正在挥锄勤挖时,一个不小心,连锄带人跌进了泥坑,浑身污泥不说,手脚都湿滑了,竟爬不出来,奋斗了很久,还是出不来,终究还是小孩,呜呜地哭起来。”

  沈先生把童年的这次挫折戏称为“真理的灾难”。沈先生终生对那些漂亮的“理论”保有警惕,或是拜童年这次“跌落泥坑”的遭遇所赐?“在理论上”可以被证明的事,却可能与客观规律相悖,与人的经验世界相悖,从而造成灾难。———1958年钱学森运用自己掌握的光学、力学知识,从理论上论证了粮食最高亩产可达58500斤。钱学森的论证“在理论上”也许没有问题,理论的推论往往设定极端理想的条件和状况,具体到钱氏的推论,这样的“理想状况”是“植物如果能利用太阳光能的30%,并且植物的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粮食”,而这两项条件即使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也是“神话”,遑论当时。于是,“在理论上”成立的“真理”就远远偏离了客观经验的“真相”,我们为这种“真理”付出的代价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歌德当年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当“理论”被奉上圣坛,生命即贱如草芥,想想也是自然之事吧。值得深思的问题还有,都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本业都是“物理学”,沈君山和钱学森有大致相似的学术背景,怎么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差距就那么大呢?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是“文革”年代的老三篇之一,曾经是人人会背,老妪能解。有了某种“颠扑不破”的、且“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作先导,再加上愚公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英雄气概,人定胜天,何事而不可为呢?可惜的是,愚公并不能真的“移山”,《列子》中关于愚公的神话最后也只能请出神仙收拾残局:“(天)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认为自己能“移山”的愚公,只不过是忽视客观规律,犯了严重的主观妄想妄动症。用沈君山的话来说,“我当年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掉进泥坑,他却叫整个中国掉进泥坑”,这个“他”究何所指,沈先生行文很含糊,似乎指的是“愚公”,但沈先生接下来的两句诗却是:“只为一人幻新天,遂教万民皆刍狗。”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大师”余秋雨“含泪”劝说因校舍倒塌被掩埋致死的学生家长不要去上访时,用的理由之一便是:地震达到8.0级,“理论上”所有的房屋都会倒塌。有了这种“理论”的支持,调查汶川灾区倒塌校舍的司法程序终未启动;甚至曾经承诺的对全国学校校舍的检测和加固也至今未见切实执行,难怪,谁能保证下一次地震不是8.0级!于是,良知依然在沉睡,等待着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母亲的眼泪去唤醒!

  不过,今年智利“2·27”特大地震(8·8级),还有最新的新西兰“9·4”地震(7·1级),马上证明“余大师”的“理论”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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